王水兴：“软工作”兴起——“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复归

引用本文：王水兴.“软工作”兴起：“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复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1):24-30.

作者简介：王水兴（1974—），男，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大规模应用使人类迈入“智能+”时代。从批判“异化劳动”到提出“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造成的“异化劳动”思想在“智能+”时代已具有经验的现实。“智能+”时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消灭异化劳动”创造了日益充分的条件。“软工作”兴起意味着劳动复归为一定程度的人的本质活动。资本与劳动的博弈出现了有利于劳动的趋势。“智能+”时代，“软工作”兴起，变革僵硬的劳动制度、建立新的劳动认知框架成为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整个社会应遵循协同、互利、合作、共赢的价值准则。资本主义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更加凸显，劳动正义必将成为整个社会共识。信息革命以来劳动形式和劳动内涵的不断嬗变确证了“智能+”时代是复归人的本质时代。

关键词：劳动；异化劳动；消灭劳动；“智能+”时代；软工作

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后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出现“消灭劳动”的提法。鉴于“劳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劳动”思想也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劳动”思想尽管在17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智能+”时代来临，其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才更加凸显。“智能+”时代社会劳动方式、劳动格局的变迁充分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历史预见力。从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劳动”思想中汲取智慧，对启发我们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坚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从批判“异化劳动”到提出“消灭劳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不是人的本质的活动。在异化劳动状态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马克思把劳动对象与劳动之间这种对立关系形容为一种“异己关系”，这种异己关系是劳动对象对劳动的奴役关系，形式上表现为“物”对“人”的奴役关系。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人（劳动者）不支配物（劳动对象），而是物支配人，人被物役。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异化劳动之所以表现为劳动与劳动对象的对立关系，从表现形式上讲，马克思认为，首先，异化劳动不是劳动者的本质活动。异化劳动中，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其次，异化劳动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劳动，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活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再次，异化劳动不是劳动者自身的活动，异化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本质是人的关系的异化，劳动产品和劳动不是天然就存在异己关系。“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形式上，劳动异化表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马克思进而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必然造成异化劳动。

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后，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在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消灭劳动”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概念出发分析了社会分工现象，然后从社会分工分析了异化劳动出现，进而提出要消灭社会分工和消灭私有制，即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消灭劳动”“是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既是人通过劳动生产自身生命的过程，同时又是通过劳动生产社会关系的过程。人的生命的存在表现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人的社会关系实质就是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人类社会历史首先就是人们进行劳动的历史。劳动中产生了人的意识，产生了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初步成型：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和社会意识，这三个因素“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本身包含着社会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以及劳动和劳动产品不平等分配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所有制就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会有雇佣劳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分工和私有制看作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经过这样缜密的分析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分工。“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灭，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将消灭旧的分工造成的限制，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到那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真正获得解放。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恩格斯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政治经济学论著。在这部论著中，恩格斯指出了劳动与资本相对立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文明使社会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导致“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是导致“劳动异化”的重要根源。恩格斯还预见到，“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吸收了恩格斯的思想，后来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进一步揭示了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分工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根本途径，并且明确提出科学创造的生产力只有被人民占有才能使人民得到真正解放。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劳动”，实质是“消灭异化劳动”。消灭异化劳动的过程本质上是复归人的本质的长期历史过程。生产力极端发达、社会全面发展、劳动成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共同活动的共产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将被彻底消灭。“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把“消灭劳动”同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实质是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解放的道路。毫无疑问，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消灭异化劳动的必由之路。“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私有制的终结过程就是人的劳动向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

信息革命以来，人们感受到巨大的生产力增长，这种增长不仅为劳动解放创造条件，也为消除异化劳动创造了条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存方式出现以后，劳动的格局、劳动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体上，这些变化促进了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解放。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那么信息革命则既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又解放了人的脑力劳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引发了新一轮社会生产力革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日益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落后性和局限性。

消灭异化劳动，让劳动复归为人的本质活动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内在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兴趣、爱好和创意而劳动——这预示着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形成的互动关系，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种发展彰显了资本主义存在历史不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智能+”时代“软工作”兴起

“智能+”是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后，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动能和发展过程。“智能+”时代是智能技术与传统社会产业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的时代。智能社会是继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技术社会形态。信息革命深度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应用，特别是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结合起来以后，社会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网络化、数据化环境为数据资源演变为生产资料提供了充分条件。数据资源的可共享性成为信息文明的重要基础。信息文明的深度发展，“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地球”不断由观念变成现实。智能化、智慧化生产、生活逐步成为人们真实的存在和发展状态。“智能+”时代，劳动格局的嬗变，表现为对“异化劳动”的消解和人的本质的彰显，其典型形式是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的“软工作”劳动形式的兴起。

“软工作”不同于“硬工作”。“硬工作”实质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异化劳动”。“硬工作”的劳动特征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功利性和工具性。“软工作”含义正相反，“软工作”的劳动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被降低到最小限度。“软工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现人的本质和发展人的个性的工作。与传统的“正式工作”相比，“软工作”是一种“非正式工作”。有研究显示，信息革命深度发展以来，全球范围的非正式工作数量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在线方式从事非正式的工作。

与传统的劳资关系分明、工作地点时间相对固定的工作方式相比，“软工作”者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和技术设计、会计、文字和数据处理、创意和多媒体制作、广告发布、写作和翻译、网络授课、电子游戏陪练和网络播客等。“软工作”没有传统的劳动合同和市场契约关系，劳动岗位的需求和劳动意愿通过网络空间汇聚、对接和完成，几乎没有传统社会力量和组织的介入。“软工作”具有劳资关系疏离、劳动自由性增加、劳动者创意比物能资本更具权重意义等特质。“软工作”中工作与休闲、劳动与生活没有明显的界线，劳动者为实现自身个性的发展而劳动，为爱好、兴趣、创意、灵感和生活情趣劳动。

关于劳动与工作的区别，恩格斯曾作过说明：“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labour,以与work相对。”从词源上理解，“labour”指的是辛苦的、费力的、不流畅的和令人痛苦的劳动。这个和“机器人”的英文单词“rabot”词源上表示“奴役性的劳动、辛苦的劳动”具有相同的含义。显然，工作与劳动含义的差异蕴含了“软工作”的意蕴：劳动只有不再是创造商品价值（labour）、而只是创造使用价值（work）的时候，劳动才是人的本质活动。就是说，只有劳动不再受资本驱使而生产商品、不再具有不愉快和奴役的情形，而是人们消费、享受和发展的情形，劳动才复归为人的本质活动。劳动只有体现劳动者兴趣、满足劳动者愿望、成为劳动者自主、自愿、自由的活动，劳动才复归为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的过程。劳动只有摆脱私有制的桎梏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成为人的生命的本质的活动。以工具性和功利性消解为特征的“软工作”兴起契合了劳动的本质意涵，显示出劳动对人本质的丰富和发展意义。

“软工作”最开始兴起于信息社会发达的美国，“咖啡馆革命”就是其最初的原型。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全面塑造美国社会后，许多具有信息技术的年轻人就待在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工作，他们的雇主遍布全球，主要的劳动工具就是计算机和网络。他们没有严格的雇佣劳动关系，许多人同时做几份工作。这种工作模式就是“软工作”模式。

最初的“软工作”还有一个词描述它，就是“家包”（homesourcing）。由于网络、打印机、传真机等应用的普及，处理信息工作就不需要职员每天上下班，他们可以在家里，一边锻炼身体、照看小孩、写小说或做饭，一边处理文件，完成工作。信息革命全方位塑造了现实社会生活，不仅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方式，也塑造了新的社会关系。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社会信息化、新的经济全球化将创造一个日益平等的世界。他把信息革命开创的全球化时代称作全球化3.0版本，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全球化不同，全球化3.0版本的“世界已经从圆的变成了平的……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工作方式软件化、工作空间居家化以及由此创造的自由劳动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人创造着美好生活。

尽管“软工作”兴起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被完全消解，但至少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内涵。客观上，“软工作”的兴起，缓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矛盾，激发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可以预见，“智能+”时代的深度发展，将促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呈现新的内涵和形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创客运动”继承和发展了早期“咖啡馆革命”和“家包”式的“软工作”模式。以免费、协作、共享、奉献、创造为主要特征的创客劳动进一步体现了“软工作”内涵。创客借助网络的便捷联结，聚合了各有专长、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共同为实现自己的创意工作，在自己设计的工作空间或家里工作。

世界上最大的创客空间技术工坊的创始人马克·哈奇认为，创客劳动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在一个计算机控制生产的批量定制型社会里，随着低成本、短期型工具的获得，我们进入了一个生产工具足够便宜的新时代，以至于劳动力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或租赁工具……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成为按需租借的对象。”创客劳动具有颠覆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意蕴，创客式的劳动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创造、分享和实现人生梦想的人的本真的活动。“创客的劳动不仅是创造性活动，而且是日益表现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劳动，更是一种具有共享性质的劳动。”休闲即工作，生活即工作，为爱好、兴趣、创意、灵感而工作的“软工作”成为引领智能时代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软工作”主要的生产资料是网络化条件下泛在的、可共享、可跨时空流动的数据资源。“软工作”中，人们不需要太多的物化的生产资料，不需要固定在某一地点和时间工作。从事“软工作”的人的主要劳动工具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数据化的信息和知识。“软工作”者以接近休闲的方式劳动，这个过程既有利于提高劳动技能，又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智能+”时代，泛在的数据化环境不断完善和发展，“软工作”者能够便捷地获取劳动的生产资料——数据。数据资源的泛在化不仅为“软工作”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生产资料，还创造了新的生活、工作形态和商业形态。大数据“将重塑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智能+”的发展，吸引了数据分析师、网络直播者、网络作家、网络游戏玩家的陪练、网络授课教师等,许多人加入“自由劳动”的行列，他们为梦想、兴趣和个性化需要而工作。

物联网技术兴起和普及应用，共享经济出现，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免费经济行为。未来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零边际成本社会”概念，认为在物联网时代，人类创造能源互联网、信息互联网和物联网后，智能化的生产将创造极致发达的生产力。“大数据、高级分析、算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整个制造业、服务业和娱乐行业取代人类劳动，并有望在21世纪上半叶从市场经济中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

问题在于：消费和生产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人类劳动被智能机器取代并不能说明工人阶级就成为“无用阶级”，只能说明越来越多人的劳动是具有消费性质的劳动，抑或是具有享受性质和对人具有发展意义的劳动，这种劳动就是“软工作”性质的劳动。正是高度发达的智能劳动工具系统的应用，人从一般劳动场景中退出来，从而为人从事更多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及由此衍生的一切人的本质的活动提供了可能。取代人的劳动的智能机器依赖人的消费和消费者提供的数据驱动，人们在网络化、数据化场景中从事的活动既是工作，又是消费，既生产数据，又消费数据。“从生产方式上看，网络社会中，信息生产资料的产权属性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资料产权属性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可以以零边际成本共享信息、数据等重要的生产资料，抛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私有制或公有制不论，网络社会客观上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共享。”

在智能穿戴技术普及条件下，人们居家时的血压、脉搏、呼吸等人体运行数据可以被大数据技术应用到新的药物或健康服务项目开发中。理论上，人们可凭借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免费分享这些服务。大数据条件下，人们敲击键盘是在完成工作，同时又是在为大数据工作者提供数据资源。网络游戏玩家参与游戏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新款游戏开发所需数据资源的提供者。当智能机器的“劳动”使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都几乎免费的时候，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必定是人之为人的特有的、机器无法取代的、需要人的灵感、激情、想象参与的工作。质言之，“智能+”时代深度发展，人的工作必将体现为超越异化劳动的、符合人的本真的、充实生命内涵的工作，“软工作”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软工作”兴起的现实意义

“软工作”兴起，彰显出科技强大的塑造社会作用。在科技发展与劳动方式变革的互动关系中，“智能+”浪潮已经开始重塑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在哲学、伦理学层面，它向人类提出了新的命题。在信息文明时代，“人的工作发生质的变化。”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作制度和劳动制度改革问题、数据资源所有权及其治理问题、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出新的认知和思考。

国家层面，“软工作”兴起要求人们深化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和制度变革的重要性认识。传统工业时代运行两百多年的工作制度和劳动管理制度在“智能+”时代日益僵硬。总体而言，“软工作”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劳动效率。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国家应当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制定更加灵活、更加人性化、更加尊重劳动的工作制度，尽可能地摈弃僵化的工作制度。

劳动格局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国家应为人们创造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的劳动环境和制度。在法律框架、概念认知层面，国家要做出具有前瞻性的规划，把更多的“自由工作”“协作工作”“共享工作”视作释放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的积极因素。

“软工作”代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和发挥，国家应努力为劳动者创造优美的劳动环境、和谐的劳动关系、自由劳动的社会条件，为更多的人创造自由、平等、公平的工作环境，努力打造更多的基于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切实创造技术共享、数据共享、劳动工具共享、劳动产品共享的共享经济制度和文明观念。

在发展智能科技的进程中，国家要审慎地加以规制，维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确保科技发展的向善趋势，要预防科技被资本恶意操控和绑架。要进一步加强劳动的人文环境建设，促进科技的工具性力量与人文性力量的平衡，为每一个劳动者创造美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社会层面，“软工作”兴起意味着整个社会交往更加充分、协作更加必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互利、合作成为“智能+”时代绝大多数人共同的价值准则。“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应该认识到这种趋势，协助劳动者彻底释放出他们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软工作”内在地要求淡化劳动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价值，增强劳动的发展意义和创造性价值。一切非人性化的管治劳动的规章制度将日益僵硬和落后。

从根本上讲，“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对人的要求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了。“智能+”时代人的工作主要通过学习、创造、审美、共享和协作的方式开展的。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全面塑造及智慧社会的发展意味着生活即工作、创造即工作、学习即工作，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将趋向模糊。这就要求社会尽可能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工作方式的权利。社会应更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劳动者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为不同工作群体的权利。一切社会主体应坚决地抛弃忤逆开放、协作、共享精神的规章制度和文化观念。

“智能+”时代，数据资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所有权及其治理关乎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体发展的交互性和互组织性日益增强，任何社会主体必须认识到：企图通过垄断数据获取特殊利益、并以此维持优先发展都是短视的和不可持续的。“智能+”时代社会交往的泛在化数据生态注定要淘汰那些不参与合作、协同、共享的主体。社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必将使社会趋于共同占有和支配人类文明成果。人类共同利益必然在智能化治理进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注和实现。

“软工作”兴起意味着共产主义不仅具有科学上的必然性，还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关系相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日益暴露出制度性局限。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为人们创造的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从而更加有利于劳动者发挥自身的个性、天赋和创造力。智能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从根本上讲，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只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累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正如有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看,共享经济只是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以共享为切入点,以社交因素为中介,推动了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深化。”

与之相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总体上正体现出助推社会共同富裕、促进社会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效应。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开辟了人类自觉创造、占有发达生产力的现实道路。信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技术的集中代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普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惊人的生产力就成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必然。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创客运动、众创空间、共享经济及其治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特征，蕴含着劳动驾驭资本的制度优势。科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正不断造福中国人民和社会。我们坚信，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在发展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劳动创造历史的真理力量必然会显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将在21世纪更加凸显。

个人层面，“软工作”兴起进一步彰显了人的社会主体性地位和本质力量。人们应该进一步坚定真、善、美的人生行为准则，始终坚信协作、共享、互利、共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无论“智能+”时代生产力形态如何变化，人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双重社会身份不会改变。但是，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的劳动的内涵正面临着颠覆性变革。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应努力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协作和分享。“软工作”兴起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只有努力学习、不断与时代共同进步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从而为社会贡献更多福祉。

“从本质上说……机器不只主要威胁到相对常规、重复性或可预见的工作，它现在几乎能够做到一切。”长期来看，“智能+”对社会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造成某些个人失业的短期社会风险是存在的。客观上，“智能+”塑造社会的过程不可能在不同群体中同时发生。因此，每个人都要清晰地思考：在劳动方式面临变革的背景下，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如何与智能机器建立更加良好的合作和协同关系，发挥好智能机器在工作、学习中的工具性价值？如何更好地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工作结合起来？如何通过与更多的人协作和分享方式去创造更加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环境？“软工作”本质上是与休闲、学习、创造一体化的工作，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值得每个人深思。

四、结语：“智能+”时代是复归人的本质时代

“智能+”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劳动”思想的经验性现实已经出现。社会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未来社会预见的科学性。“软工作”兴起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的结果。作为私有制产物的“异化劳动”必将在“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变革中被消解。“智能+”时代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使自己遭受奴役和剥削的一切枷锁，获得的将是更加彻底的自由和解放。“智能+”时代是以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劳动成果为发展本质要求的信息文明时代。“作为一种创构文明,信息文明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所处周遭世界的自我创构。”“智能+”社会不断向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只会导致资产阶级成为“无用阶级”。信息文明向智能文明发展，越来越要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成为无用制度。全部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劳动人民将成为历史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一方面，“软工作”兴起从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维度进一步确证了资本主义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从根本上讲，“智能+”时代是劳动正义日益获得整个社会共识的时代。人们要做的是：不断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对技术至上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精神，在认知框架、思维方式、社会变革层面为迎接“智能+”时代“软工作”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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